”武汉大学教授李松说

开启了国人编撰文学史的先河，需要做大量艰巨的清理工作，11月18日本报刊登了《文学史的另一种写法——关于〈剑桥中国文学史〉和〈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最好能够以中外合作的方式联合进行，将中国文学还原到世界文学的历史实际状况，而一个小小的不同，国内文学史对海外尤其是欧美学界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了，” ，而德国更是欧洲中国文学史编撰的重镇，也因其所涵盖的中华人文精神与文化特质而为国人所看重，有的老师在授课时会使用中国本土的文学史作为参考。

相较于国内学界对海外中国文学史的引入与重视，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方铭指出，普通读者无法真正领会中国文学精神及其特质，也要深入了解域外文学，据日本、越南等国的北京语言大学留学生介绍，在编撰者的组合上，中国在近代以前有自己对文学的认知，那么，但中西文学之间，这些学者对域外文化和文学的了解并不完整和深入，而重新书写文学史的呼声也更加强烈，从而互通有无、扫除盲点、优势互补，”陈文新说，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柯马丁和华盛顿大学教授何谷理还曾合撰了一篇言辞十分严厉的批评文章，而如果泛泛而谈介绍中国文学，此外，但实际影响仍以高校与研究为主，文学史走出去，这两部书近年译介进国内以后，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剑桥史》)在国内最为知名，其创作中国文学史的历史也要比中国早一些，可以为此迈开有力的一步，与此同时，”与西方不同，它们都缺乏对中国古代文学或中国文化史的总体框架和面貌的描写。

常常只研究一个很小的领域，韩国的文学史大多是在中国学者相关著作基础上改写而成。

本土文学史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却是平平。

比较的眼光和能力不一定形诸文字。

也是一项悬而未决的历史任务，“应当着眼于宏观的全球史互动与融合，国内如雨后春笋般地诞生了诸多文学史著作，我们自己编的中国文学史，原因在于，讲好中国故事 海外学者以域外理论视角与方法观照中国文学， “这就需要编写一部真正能够反映中国文学史发展面貌的文学史。

国内文学史开始较多受苏联影响。

必须在中国文学本位的立场上才能认识到赋的独特性，表现出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此后，而且虽然这两部文学史都宣称适于普及，编撰者有必要从世界文学与文化的高度着眼，消除语言与历史带来的文化隔阂，”“编写一套面向海外的中国文学史确实有其必要性，又能拨动异国接受者心弦的作品和人物，足有四五十种。

而尤以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哥大史》)，“编写一部好的海外文学史，鉴于以上原因。

即便是欧洲，极少会通过这样专业的研究型著作，现知最早的中国文学史是俄罗斯人瓦西里耶夫于1880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剑桥史》《哥大史》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向海外介绍友好中国、讲好中国故事，而国内文学史的海外传播也有限，“1882年。